1929年5月底，蒋介石以确保孙中山灵柩由北平移送南京的安全为借口，命令全国在各主要交通干线和城市内实行戒严，捕杀共产党员人及一切嫌疑分子。因连云港地区革命运动迅速兴起而大为恐慌的东海、灌云两县当局即抓住这个时机，于6月1日出动县卫队，包围各县区党部、工会、学校。东海捕85人，通缉70余人。东海中心县委机关及主要领导成员因事先得到消息而转移，只有陈秀夫、李成章、冯菊芬、冯若愚等10余名党员被捕。灌云县被捕40余人，内有党员武同儒、李静山、武心毅、张善通、孙大珂等10余名，县委书记朱士吉等闻讯撤离县城，后被调往外地。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灌云县委委员武同儒、灌云县委委员李静山等9人被转押江苏高等法院清江分院审理。

 武同儒等人在狱中经受了酷刑的折磨，始终没有屈服，多次提出抗诉，直至以守为攻，向国民党中央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上诉，控告“灌云县长徐柏堂挟嫌诬陷非刑逼供滥押朦报”，并请律师为之辩护。清江法院终因证据不足，先后批准被捕人员取保释放。被转押在清江法院的东海县党员冯菊芬等人，也因证据不足，在外界压力下获释。冯菊芬出狱后，被党组织派往南京专做兵运动工作，后因军委机关遭破坏再次被捕，关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在多次严刑审讯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国民党东海、灌云县当局发动的“六一”大搜捕，使连云港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较大的挫折。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和部分中心县委委员被通缉，省委随即将李超时调往上海，惠浴宇、杨光銮、郇华民等党的活跃人物也因在本地无法立足，先后去了上海，大部分党员避往他乡，组织系统被打乱。6月17日。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徐海蚌特委，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

10月31日，国民党灌云县第一届整理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跨党分子”惠浴宇、武同儒等14人的国民党党籍。从此，海属地区的中共党员全部脱离了国民党组织。

 东海、灌云党组织遭“六一”大搜捕破坏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巡视员会同已决定调出的李超时，整顿组织，改组中心县委，指定了新的负责人。省委根据巡视员的报告，于1929年8月29日，批准东海中心县委的改组方案，任命黄惠云(书记)、范玉贤(组织委员)、刘剑泉(宣传委员)三人为常委，郇(huán)立学、董建华为委员，另有候补委员二人由东海中心县委选配好的工农同志参加。省委要求东海中心县委和全体党员“发动群众斗争”，“加紧中心区域工作和注意中心工作”，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发动农民由日常斗争走向抗租抗债斗争，以扩大党的土地政纲的影响,同时还要以极大的力量去发展士兵、群众。

东海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认真研究了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加强工农运动、恢复党的组织，抓紧士兵工作等各项任务的落实措施，决定在加强城市工作的同时，加紧农村斗争的准备，在斗争中扩大农协组织，争取农协公开活动的权利。

 在省委指示和中心县委决定的推动下，海属地区党组织有了恢复，工农运动再度发展。 由省委巡视员制定经江苏省委批准任命的东海中心县委书记黄惠云是工人，领导能力较差，中共东海、徐州两县委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江苏省委派巡视员于1929年12月30日到海州，首先找黄惠云等县委成员个别谈话，调查情况。1930年1月14日，在巡视员的直接指导下，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东海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是继三元宫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县委建立以来的工作情况，既看到了成绩，又找出了问题，从中吸取了教训，克服了部分同志中的消极悲观情绪，增强了斗争信心。但对敌我双方力量的估计上尚存在左”的倾向，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故在制订工作计划时，存在着冒险主义倾向，其要求是过高的。尽管如此，会议对当时的海属地区的革命斗争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农民运动开始向武装斗争阶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