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谁？

　　他们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他们在史料中少有记载但精神不断传承，或许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精神不灭。

　　他们是穿越83年的白衣之光！

　　前不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通过多方线索，找寻到当年中国医护的后人。他们中，有的家庭三代医护，有的后代从事各行各业，但83年前面对危难守望相助的精神却成为家族永远的财富。

　　2020年12月，南京。

　　李文丽是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从业已经29年。

　　“很普通的护士，加上我妈，我外婆，我们一家三代护士，这和我外婆在1937年的经历有关。”李文丽说。

　　李文丽的外婆名叫徐淑德，李文丽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外婆提起，她和她的妹妹徐淑珍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当过护士。

　　△徐淑德和妹妹徐淑珍在金大附中（现金陵中学）难民收容所避难

　　“那种环境下，那么多难民，还有那些伤残的病人，惨到什么程度？我妈妈讲，日军一刀下去把小孩挑起来，然后甩着玩。我母亲和姨妈听说难民区急需要医生护士，就站出来了，她们本来在医院工作过，主要是包扎伤口，抢救病人。”徐淑德的女儿、李文丽的妈妈陈声仁回忆。

　　“当时日本士兵四处搜捕青年妇女，青年妇女的危险性非常大。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她们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王卫星说。

　　徐淑德后来与约翰·拉贝的秘书陈文书结为夫妻，一起救助难民。

　　“1938年1月，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仍然在持续。南京之外的医护人员，毅然决然不顾个人安危，从江阴，从芜湖来到了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王卫星介绍。

　　我们国际安全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他们是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摘自《拉贝日记》

　　受徐淑德影响，女儿陈声仁、外孙女李文丽都成为一名护士。

　　“外婆教会了我们要心中有爱，勇于奉献，不计得失，我觉得我应该像外婆一样，有困难我就上。”李文丽说。

　　今年，李文丽和同事们在南京参加了抗疫，入户给居民进行解除隔离；6月，李文丽又在南京的集中隔离点负责咽拭子采样工作。

　　“当时6月北京的疫情出现反复，从车站、机场过来的人，我们要马上给他们进行采样，随时都要投入到战斗中。当时南京是30多摄氏度的天气，我们的防护服一穿就是4个多小时，但是危险关头我是不能退缩的，这是我们职业的要求，也是外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李文丽说。

　　今天，很多人知道当时留在南京的唯一一位外科医生是威尔逊，但是还有许多中方医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资料非常少，但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医生周纪穆。

　　“威尔逊医生筹办难民医院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介绍了我们三人的情况，一位杨药剂师，一位孙护士长，都是医务工作者……一个特殊的难民医院出现在人间炼狱般的南京。在难民医院，我度过了整整144天。”——摘自周纪穆回忆录

　　“父亲一直在战场上面抢救病人，他这时候肯定要站出来，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他们医生心中很牢固的一个信念。”周纪穆的儿子周锦碚说。

　　“人手实在太少，而伤病员大都是需要急救的危重病人。我们只能不分日班、夜班，也不分内科、外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几乎没有睡眠。”——摘自周纪穆回忆录

　　“我们很小的时候，他老是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说救人这件事情是最伟大的事情，让我也有了去从医的想法。”周纪穆的女儿周蓉梧说。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在各行各业工作着，我们都以父亲作为医生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教育他们。”周纪穆的儿子周锦碚说。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王卫星说：“充分体现出守望相助的互助精神、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后人留下来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

　　12月，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记者请徐淑德后人、周纪穆后人辨认了马吉影像中医护的画面。

　　他们虽然没有找到亲人的影像，但却看到更多如父辈一样的白衣身影，坚定无畏。

　　明天，12月13日

　　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谨以此文献给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

　　也许

　　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黑暗中托起生命的人性之光

　　永恒

　　12月13日晚

　　作为南京大屠杀中

　　医护后人的代表

　　徐淑德的后人将受邀参加烛光祭

　　——是邀请，更是致敬

　　他们的精神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