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1930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大规模征调兵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劳动人民大肆搜刮，迫使更多的劳苦群众因生活陷入困境而起来斗争。东海特委分析了海属地区的形势及“码头、苦力工人普遍失业，大浦、新浦等地搬运火车、黄包车工人，每天不下千余人无事可做”的事迹情况，因势利导地发动了大浦码头工人斗争、黄包车工人斗争、新浦搬运工人斗争。

但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为革命而斗争。

从1927年秋至1934年，党在海属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这些斗争虽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各级党组织高举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大旗，积极实施党提出的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主张和土地政纲等，向广大工农群众展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前景，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海属地区党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激发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从左至右分别为：冯菊芬、杨光銮、冯硕仁）

在党以弱小的力量向强大的敌人发起顽强冲击时，很多共产党人表现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为党树起了壮丽的丰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8年秋在东海县白塔埠入党的女党员冯菊芬，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30年夏，她在南京临刑前，大骂反动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21岁。上海《时报》《时代新报》《新闻报》均报道了冯菊芬壮烈牺牲的消息。刘瑞龙在1952年12月到南京雨花台凭吊时，特作诗缅怀菊芬烈士：“浦滨握别未六旬，噩耗惊传石头城。互勉忠荩非虚约，临危不忘自许名。慷慨就义全大节，坚贞不屈励丹心。大地回春酬宿愿，九州解放慰平生。”

曾领导东海牛山武装示威的东海县行委委员冯硕仁被捕后，在狱中写信给亲属，述说自己忠于共产主义，决不向反动派屈报的决心，于1932年夏在南京就义，年仅25岁。曾以中共白塔埠支部书记身份领导东海县教师索薪斗争的孙秉涛于1933年被捕后，在徐州监狱中、在反动派的审判庭上，痛斥敌人的累累罪行。当两个叛徒去劝降时，他愤怒拿起石砚台向叛徒砸去，并厉声说道：“我生为党员，死为党鬼，宁愿断头流血，不做敌人鹰犬！”，当年秋，遍体鳞伤的孙秉涛在徐州云龙山英勇就义。原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杨光銮等同志均为追求真理而义无反顾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为海属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动力。

海属地区的党组织虽然被破坏了，但革命力量仍在积聚，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一天也没中断过反抗的斗争。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团员虽然失掉了组织关系，但仍在自觉地按照党的纲领开展宣传活动，为党工作，有的还自发地发展党员，并时刻盼望与党重新取得联系。参加牛山武装示威的东海吴庄农民协会会员吴德香，在斗争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将竖在牛山上的红旗保存下来，埋在家里。灌云上马台的共产党员孙秉惠在被迫转移外地后，他的妻子李保青将为和兴庄分粮斗争绣制的红旗收藏在家中数年。领导大村暴动的中共东海县军委委员李少堂烈士的亲属一直珍藏着烈士放文件的橱子和两块作为革命活动经费的银元。

1935年，一批失掉组织关系的早期共产党员相继返回家乡，重新聚积革命力量，并开始酝酿新的斗争。1936年春，灌云县的孙存楼、冯家驹、管海萍、孙秉惠、封必琉等先后发动了岑池河民工暴动，使受到苛刻盘剥的民工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强烈地震撼了海属人民的心。广大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虽然得不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但他们时刻关注党中央的声音，并积极行动起来，自觉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东海的周晓江、李铁民、郇华民、灌云的孙存楼等人都以读书会为组织形式，聚集了一大批爱国青年，为海属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中共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