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杨纯亲来东海传达上级指示，她首先表彰部队建立以来的进步与业绩，并动员部队为配合整个鲁南、苏北抗日斗争全局，将云台大队交钟辉司令员改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九大队，命令云台大队往西运动，向我主力靠拢，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顽反动势力。对这一指示，当时很多同志想不通，不愿撤离家乡，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当月，云台大队在郯城县雁圈附近被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九大队”，任命钱霖为大队长，刘锡九、郭光亚为政委，汪谦、王墩涛为副大队长，王通吾为参谋长，宋耀南（名光璧，沭阳县三区礼义乡磐石庄人，1932年东海中学毕业）为政治处主任，宋光彩、王树干为供给处主任。当时云台大队的花名册由郇华民保管，改编时交由杨纯书记。之后，周晓江、钱霖、郇华民等不少干部由组织分配仍回东海，就地坚持抗日斗争。

钟辉司令员后来在《陇海南进支队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和南进游击支队第九大队的收编过程。地方武装以及南进支队的迅速成长给日伪顽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地方人民群众，取得不少成绩和胜利，为我军主力后来开辟这一地区创造了一定条件。

云台大队改编后，东海县以陇海铁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南党组织直属苏皖特委二地委领导，路北组织属鲁南区党委三地委领导。1941年华中局成立后，路南属华中局，路北属山东分局。东海路南路北开始了既有联系又有配合，各具特色的新的斗争。

冒自强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道：

1937年前，我在房山小学读书，经常听表兄王子成称赞华民弃富扶贫、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事迹。1937年我小学毕业，年底参加了郇华民、周晓江等人组织的青年抗日救国义勇团。1939年春，日军侵入东海县境，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组建武装队，号召民众不分贫富，不分阶层，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保家卫国，不当“顺民”。我偷偷背出家中父辈兄弟三人合买的一支防匪步枪，参加了武装队。武装队有吴永昌、张朝焕、杨士林、郇陆龙等20余人，活动在柘塘、郇圩、李竹城一带，吃住都在华民家炮楼里……当时东海县境内的地主多数跟着国民党外逃，一部分当了“顺民”，有的还投降日军当了汉奸，而华民却能排除亲朋的干扰，独树一帜，和周晓江等联络一部分有识之士，如刘锡九、王子成、周镜涵、刘凤锦、郇振中、马志等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有人称郇圩是东海县组织抗日的发源地，这种说法并未夸大，完全是事实。1939年4月，青救团武装队编为陇海南进支队3团4营，营长是周晓江，我被编入第三排，排长是张朝焕。7月，3团团长汤曙红被顽固派杀害，主力部队向西转移，我随刘锡九等回到东海，11月又参加竹墩钱霖、华民等组建的第二批武装一—东海县联防自卫大队，后来称云台大队，华民担任参谋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郇华民倾尽当时所有，参与组建、供养和教导，送走了两拨队伍。回到东海，由于地方老百姓不理解地方武装拉走的意义，他和周晓江等人成了一些人口中的“枪贩子、兵贩子”。虽然抗日政府与部队都还指示他们继续组织武装，可事实上，同样的工作已经很难再次展开了。不但如此，郇华民还经历了丧妻之痛，本就残缺不全的大家庭，更加残破了。

郇华民携子侄离开郇圩后，郇圩小学无人管理，只得停办。但因为老母亲与二嫂在家支撑，郇圩小学依然是革命志士们秘密相聚的场所，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革命火种以更隐蔽更热烈的形式在郇圩及周边村庄燃烧着。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郇圩人过百，其中郇圩小学的占了大半，有王见高、许可祥、郇霈、郇震等。牺牲的近20人，他们是：李汉文、王见高、刘兆龙、许可祥等。记住烈士们的名字吧！他们是不死的松柏，他们的根须抓得紧地下沉寂的历史，他们的年轮已像粗纹唱片一样录下人间次第的呼号。

2019年8月21日，笔者离开郇圩，来到竹墩村采访。这里是东海西乡旧时重要集镇之一，郇华民母亲钱妙贞的娘家，也是郇华民东海县革命活动的诸多活动点之一。

郇华民口述资料中有这样一段：

“1939年2月日寇占领苏北，我离开郇圩到我娘舅家竹墩以及刘湾中寨一带地区活动。和周晓江、李铁民在中共海西支部领导下，开始组建抗日武装。第一批抗日武装队伍有20余人，18条枪，吃住在钱霖家”。

史料里的钱霖留下这样一个简历：

钱霖(1912-1974)， 原名钱沛三，江苏东海人。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台大队大队长、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9大队大队长，海陵县县长、郯城县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安东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橡胶总厂厂长、黑龙江化工轻工业厅副厅长等职。1959 年错被开除出党，不久被捕人狱，1974年4月18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笔者在竹墩村打听谁了解钱霖，开始问了两个青年人不知道。转身的当儿，迎面走来的76岁的梁金凤老人说她知道钱霖：“这人文革时候虽然在家乡挨了批斗，可是威信还不错，徐州专区还来人保护他呢。他家在老教堂那个地方住，你们去村部找村医钱方，他父亲钱军最了解情况。”

在村支部，笔者找来1950年出生的钱军，记忆力很好的他回忆道：早年俺与钱霖家是邻居,他家住圩子里，俺家住圩子外。郇华民的姥爷钱兴林，字聘卿，行四，人称“四先生”， 是左右方圆有名的中医，也算得半个秀才，教过书。他们家是叔兄弟排行，钱霖的父亲钱兴方排行老大，郇华民要喊钱霖为舅舅。郇华民与钱霖等三次组织武装，带走了许多热血男儿参加革命部队，比如俺庄的杨连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再比如钱霖二叔家的闺女钱明，小名叫玉兰，跟着参加革命，进了部队宣传队，后来嫁给了刘湾的刘凤锦。他家跟我家对门，所以我知道。他们夫妻后来都在济南工作；前些年回家探亲，农村还没有小包车，他们是小包车送来的。我印象很深。

钱霖是大个子，15岁被当时的县长秦杰人看好带走。县长说他四叔的枪没有枪套，他说，这样快。县长来了这孩子竟然敢说话，就被看上了。但他很快改变道路，离开了国民党。

那时候世道乱，钱霖的父亲死得也惨。钱霖家稍微有点地，但过去土地产量少，实际上也不富裕。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钱霖姑父苗红彦来钱霖家借粮食，钱霖的父亲给了两斗子蜀黍（高粱的别称），苗红彦嫌少，也嫌给的是粗粮：“就给这么点，还是蜀黍，一大家子，怎么吃嘛！”就派人来把钱霖父亲打死了。打人的土匪也不想结下梁子，临走的时候说：“俺跟你没有仇啊，是苗红彦让俺来的。”事情出来了，苗家那边没办法，苗红彦父亲问儿媳妇说：“这怎办？”苗红彦媳妇说：“俺管不了，俺哥哥死了，俺去看看他。”说完就回娘家了。苗红彦的父亲看儿媳妇也没护着苗红彦，就在家把苗红彦给勒死了。哎呀，土匪乱窜，人命像草，加上日本鬼子，不革命也没有出路……

钱霖二叔家倒富有，当时他带的队伍没得吃他就叫二叔拿粮。解放后钱霖在东北工作，被人诬告，文革的时候拉回竹墩来批斗，徐州还来人保护他。这边批斗要按头，徐州来人不愿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六年级，家里没人干活，下来一阵子。老师又找，才接着上学的。钱霖临走上车的时候说：竹墩人民啊！……然后泪如雨下。他后来死在牢房里，可惜了。

钱军又说：郇华民我也见过的，1986年、1987年和翟步崑来竹墩。翟步崑不高，郇华民个高，面皮白，人瘦，文口善面的。他们是来搞党史的。

笔者问钱军：你知道梁如仁吗？

钱军说：咋不知道？梁如仁也是俺村的，俺叫他二姑父。他年龄比郇华民小十几岁，也不是一般人。1939年左右跟随钱霖和郇华民参了军入了党，那时候他也就20岁，已经结了婚，有了大表哥叫梁金华。那时候，娶了亲还上学读书很正常。他们都是亲戚，梁如仁也管钱霖叫舅舅，郇华民的母亲和梁如仁的母亲是本家姊妹，他俩是姨表兄弟。那时候亲靠亲友帮友，莫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是一个队伍里遇见个熟人也是好的，何况他们亲连着亲，闹革命心贴着心！解放后梁如仁任新海连市委书记、徐州市委第一书记，留在老家三个闺女两个儿子，大儿子梁金华，81岁了，还健在呢；梁如仁也是高寿，2017年去世的吧，他离休前在苏州做专员……

梁如仁在《华民同志风范永存》一文中追忆过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钱霖等同学到房山西林疃村参加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郇华民、周晓江、刘锡九、王子成、孟宪禹皆在大会主席台就座。华民同志当选为组织委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郇华民同志。会后，成立宣传队到各村宣传抗日救国精神，组织抗日活动，团结一些爱国知识青年参加“青救团”。1939年春天，东海县竹墩、双店、高埝等村联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同时对外担任竹墩小学校长。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校长，所以常有一些学生、先生的地下党人士到我家和我谈工作，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其间，郇华民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住在竹墩，经常到学校来和我谈论抗战形势和哲学知识、社会发展史等一些革命理论。华民同志还将许多进步书籍借给我看，如《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论持久战》等。他的侄女郇晓峰有时也到学校教学生一些抗战歌曲。华民同志那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作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我树立了榜样。由于华民同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竹墩一带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战救国的革命道路。他家中好多晚辈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也相继参加了革命。

“那时候干革命的还有冒自强，前些年他拿着和钱霖合影的照片来过。”钱军非常善谈，他像背家谱一样地述说着钱家几代人的故事，讲述着竹墩曾经的革命风云。

黄昏渐近，落日熔金。天边，夕阳拖曳着几片残云，血色染红了云彩。我们在碧绿的大地上看见万物对光明的依恋。

而记忆的烛火，即将跃然于暗黑的长夜，以光明穿透绵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