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立三就是这个当口儿，回到了郇圩。第一次离家那么远那么久，况且出门时候是为了避难，如今平安归来，一大家子老少俱各欢喜。只是天擦黑匆匆进门的时候，瞥见前院西门郇圩小学似乎萧条了一些，与母亲钱妙贞、嫂嫂们和妻子简单地互叙了别后情况，郇立三忍不住问：“前院小学——”

“学校情况不太好，你走了不久，县里就派了老师来，来了就对学校的老师学生指手划脚，两下里搞不到一块。干不多久，也走了。来了走，走了来，现在县里也不管了。学校里老师少，教书也赶不上以前好，许多孩子都回家了——我也说不好，你回来了，学校自然就会好了。”

 “是，妈，首先得把学校整顿好！孩子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母亲一听，心里乐呀：三儿这意思，是不走了！小脚的钱妙贞，欢喜得简直坐不住。大人们自不必说，看看一屋子的小孩子，偎在唐氏怀里的郇耀中，站在桌前灯下的刘菊生，还有早就蹭到郇立三身边的郇霈、刘凤锦，欢喜又害羞的郇晓峰和郇钧，门口还挨挨挤挤一众侄甥和表弟们，全都热切地看着刚刚到家的郇立三。一家人又有了主心骨。

第二天，郇立三就早早来到学校。因为在建南中学的见识，他首先把以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次切实的修改；接着，又在西乡寻访贤能，聘请了几位有水平的教师来校任教。除了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整理校园花草树木，郇立三还为学校新购置了教学用具，风琴图书，体育用品。郇圩小学的校牌，依然是白底蓝字的“东海县立郇圩完全小学”，只是似乎比先前明亮了一些；郇圩小学教室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嘱，郇立三也让校工一一擦拭干净；新先生戴着礼帽、穿着干净的长袍，拿着书本在校园里这屋走进那屋，开始上课了……很快，郇圩小学就旧貌换新颜，重新步入正轨。郇圩逢集，消息本来就传得快，原先回家的学生，都急忙背着书包来复学了！

母亲曾经多次这样评价她的小儿子：“一做先生，三儿便如鱼得水，快活得很！”

这一阶段生活，侄女郇晓峰在叔父去世当年撰文《缅怀叔父郇华民》回忆道：

叔父热情动员本村和邻村的青少年来入学，并一一为他们起学名。还安排亲友的子女来求学，当时寄居家中的五人，加上我们姊妹几人，共11名。叔父亲自教导我们刻苦学习，鼓励读书破万卷，温故而知新。讲匡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苏秦悬梁刺股等古人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故事，启发我们勤学苦读，并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告诫我们珍惜时间。有一次我和耀忠弟弟没有认真读书，出去打纸牌，被叔父发现，他非常生气，对弟弟严加训斥；对我，因为是女孩子，又很小失去父亲，因而进行婉言教导，直到知错表示悔改，方才罢休。虽然态度和蔼，但要求却是严厉的，使我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当时我家人口众多，生活也比较好，在旧社会是所谓有社会地位的大家庭。旧社会很封建，讲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大家闺秀的清规戒律；旧礼教，旧习俗，同样也有较深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女子，很少上学，要缠足，要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但是叔父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积极鼓励女子上学。三姐秀荣已经16岁尚未入学，叔父极力主张她上学，因三姐年龄大，一开始就插入四年级。三姐虽未上过学，但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很好。叔父非常高兴，经常夸奖秀荣是最聪明的孩子。秀春（郇钧）姐年八岁，家中老人趁叔父去上海，叫她缠足。秀春姐无力反抗，只有从命，她疼痛难忍，行动困难，只有哭泣。叔父自上海回来后见到这种情况，很生气地讲：“这要干什么？”马上给她放开，从此以后她不但不用缠足，还能到学校去读书。

小学发展到1-6年级，三个复式班，学生六七十人，开设课程:国文、算术、自然，高年级有史地等。教师宣传革命道理，宣传马列主义，发展进步力量。首届毕业生中有郇震、郇九龙、焦业芝、郇振中、郇晓峰、郇钧、杨士林、王见高、马志、郇明爱、郇明德、郇振华、谭学宏、周朝鍭、宋明高，还有徐国民等。他们都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郇立三不但反对女孩子裹脚，还吸收女孩入学，给她们讲解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道理，反对包办婚姻，鼓励自食其力，购来《新女性》杂志供大家阅读。郇圩小学的学生郇振华曾著文《寸心难报三春晖》，回忆三祖父郇华民多次帮她反抗封建礼教，由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国家厅级干部的故事——

1923年，我出生在东海县郇圩，父郇兴龙、母李氏。母亲在妊娠期间患伤寒病而早产，我是不足月产儿。出生后仅有小猫大，全家不喜欢，只有一个姐姐喂养我，并把我带大。命运注定我历经磨难。大约在我两岁时，经家庭包办，与沭阳县湖西湾章某之子订婚，换了柬子，收了聘礼。从此，我的小名就叫小章，意为章家的人。1930年，我得到三祖父的引导与支持，入郇圩小学读书，一直读到五年级。章家认为女孩读书，今后会远走高飞，会毁了婚姻，千方百计加以阻止。

在郇圩小学读书期间，三祖父经常向我讲解妇女解放的道理，教我读《新女性》杂志，并说女孩子要和男孩一样，好好读书，不要裹脚；要向城市里的女先生学习，有了文化，自食其力。当时，郇圩小学调来个女教员，三祖父要我向她学习。这时，我真想当个小学教员。

但包办的婚姻迫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时我的父亲了解到章家全家不务正业，以开赌场为业，在当地影响极坏，后悔不及；加之章家又频频催逼我退学，去他家当童养媳，我的父亲心里十分焦急，就把这事告知三祖父，请他老人家想想办法。三祖父知道以后，把我的父母批评一顿，干方百计保护我。

一天，章家用牛车拉来不少人，公开来郇圩抢亲，我的姐夫戈怀安出面周旋，安排吃住。章家惧怕三祖父，不敢下手。1935 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为了躲避婚约，经三祖父多方联系，我去徐州培正女中读书，暂时脱离虎口。读了一年半的中学，遇上“七七”事变，敌机轰炸徐州城，学校解散，我返回家乡郇圩。    

章家仍未死心，听说我回来了，又多次策划抢亲。由于三祖父的保护，我幸免于祸。在章家策划的又一次抢亲时，我越墙逃到三祖父家；三祖父征得我父母同意后，送我参加八路军。

1939 年春一个夜晚，父亲按照三祖父的安排，带我来到周锦艺家。同行者除我和周锦艺，还有周朝鍭、周悦、李立纲、周锦芝共六人。从郇圩出发，当夜通过刘锡九的地下党关系，逃了出来，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郇振华参加革命以后，牢记郇立三的教导，一步一个脚印，为党和人民历风险，作贡献，由一个弱女子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党又把她送到速成中学和大学深造，担任过财贸系统和公安战线重要职务。1984年，在湖南省外贸局离休。

1930年底的东海县，因为牛山暴动带来的组织暴露，白色恐怖比郇立三离家时候更甚，城乡的所有组织及留下来的党员都已经转入地下。

农协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进入低潮，可是东海西乡的地主豪绅警惕性很高。为防止农民势力的增长，他们自己表面上不出头，却暗地里勾结土匪对农民绑架、抢劫、杀害、奸淫，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孩子外出放牛放羊、妇女回娘家走亲戚、农民在场上看晒粮食，只要是人少的活动，都有可能遭到匪害，土匪甚至夜深人静翻墙入户。每当这样的消息传到郇圩小学，郇立三总是痛心疾首！在经过反复思考和向上级汇报请示，他开始鼓励与支持农民购买枪支弹药用以自卫，“以暴制暴”；他一边鼓励农协会员们：“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天下要变，共产党迟早要来，共产党到来之前，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保护自己！”一面帮助农协会员解决实际问题，“土炮、土枪、土炸弹，洋枪、子弹、汉阳造，有钱的买好点，没钱的买差点，只要武器有杀伤力就好”。他告诉农民夜校的学员们：“买了武器要会用，不但男人要会用，女人和小孩也要会用。土匪更怕死，出门别着家伙，他们想上前也要掂量自个儿的命。”郇立三不但在郇圩小学农民夜校宣传抵抗豪绅与土匪侵害的办法，还鼓励身边的农协会员们设身处地告知亲友。1931年秋，仅郇圩村洋枪土炮就有近百条，1929年入党的郇乘龙说：“三五个土匪进到郇圩，他还出不来呢！”郇圩村的农民武装发展又带动周边村庄农民武装发展，有的稍微有钱的农户甚至卖田地修圩子，买枪炮，他们深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多次军事围剿，全国的白色恐怖也变本加厉，东海的反共势力更是空前猖獗。

1933年5月，中共东海特委组织部长刘秀文在沭阳东乡发动农民进行麦收斗争时，被捕叛变，中共东海特委书记曹甦、委员孔照明亦相继被捕。刘秀文无耻地充任国民党特务室主任，率反动军警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东海县百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只有少数党员转往外地，东海特委及全县区乡各级组织被彻底破坏。

东海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都类此。一天，郇立三到海州办事，顺道到李立纲家，正遇上睢宁县委组织部长武梦龄（在徐州与李立纲同一支部）逃到李立纲家，要李立纲掩护他。为了安全，郇立三与李立纲商议，海州人多眼杂不可久留，还是到乡下去。于是，郇立三带武梦龄一路西行，到白石岭樊家书屋，与樊家乐共同护送，将他安插到刘湾小学教书。李立纲也感到形势危险，此后长期隐蔽在郇圩小学。

此后的郇圩小学，郇华民在手稿里记述道：

革命进入低潮，郇圩小学的办学也进入一个相对寂寥的阶段。1932年到郇圩小学任校长的周朝锦被调往县农教馆；海师毕业的孙蔚森来校任校长；不久，孙蔚森调走，又调来一个海州的吴校长来校，将两个班减去一个班；又调来张校长……校长走马灯一样地换，县经费却不能按时发放，虽然教师吃住、往来办公费用一直都是我家中供应，然而连校长也渐渐不能按时到校。宋沛然、刘恒广等老师也先后离任，只有我一人维持上课；这一阶段，李立纲时常到郇圩小学教夜校课。到1934年，王子成、刘锡九等人常住郇圩，轮流上课，郇圩小学维持到1939年冬季。

这一阶段，前往海州二商小学参加会考毕业的有郇九龙、郇盛保、郇长明、郇甲龙、郇振等。郇盛保考取东海中学（即东海师范），郇甲龙、郇长明、郇淑华、郇霈分别前后到徐州入培正、培心、九一八中、徐州私立中学读书。

《东海文史资料》的记载让我们看见郇圩小学不可磨灭的凝聚力量：

东海地区的党组织被破坏了，但失去党团联系的人们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仍在按照党的纲领开展宣传活动，有的还自发地发展党员。有些党员因形势所迫办了自首手续，但他们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他们虽然苦闷，但始终相信党组织一定会重新建立，相信革命高潮必将再度掀起。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1935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公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此后，东海的李铁民以及周晓江、郇华民、徐以忠等人聚集在郇圩,以教书为掩护，自发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收听时事，讨论国家大事。李立志、李立沼兄弟以行医为名，辗转在东海乡村，进行秘密活动，他们时刻盼望着与党重新取得联系。参加牛山武装示威的东海吴庄农协会员吴德香，在斗争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竖在牛山上的红旗保存下来，埋在家里。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强烈地震撼了东海人民的心。东海党组织先后组织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等活动。党组织被破坏后,失去关系的党员虽然得不到组织的领导，但他们时刻关注党中央的声音。1935 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936年又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海地区的一些早期党员便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活动起来，自觉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广泛团结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使党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人心。1937年夏，东海的周晓江、李铁民、郇华民等人以郇圩小学为中心,聚集一大批爱国青年，举办读书会。这些活动都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中共东海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